马未都博客文章第549篇：太平绅士徐展堂

我和徐展堂先生认识显然是因为收藏。当年徐先生是藏界叱咤风云的大腕，出手很重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还不知收藏乐趣之时，香港拍卖大都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日本人想要的东西基本上没中国人插手的份。我那时年轻，人穷志短，只能站在拍卖场上作壁上观。一次在与日本人竞拍一件瓷器时，徐先生的坚定使价格扶摇直上，当最终价格突破千万而落槌时，满场掌声雷动，徐展堂先生因此获得“抗日英雄”的雅号；回顾这一幕，我仍不免激动，但徐先生此时已驾鹤西归。

徐先生年长我十四岁，我三十几岁时他已近五十岁了，初次见面时我还是明显感到年龄差的压力。尤其那时改革开放时间不久，国内与香港的差距明显，我去香港住宿吃饭都要算计，徐先生却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、国际知名的大收藏家了。他不知怎么听说的我，托荷里活道的古董商约我见一面，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春天上午，我被朋友领进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办公室，他一见我就笑逐颜开，令我在紧张中放松。

后面的事就是聊天，话题当然是中国文物。我是个能说的人，一遇知己就滔滔不绝，拦都拦不住；那天很快就到午饭时分，徐先生告诉我已订好房间，设“便宴”招待我。那顿饭吃的什么我一丁点儿都回忆不起来，甚至连哪家餐厅都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我们边走边说，上电梯，在嘈杂的餐厅大堂中穿越，沉浸在知音得觅相见恨晚的快乐之中。

徐先生的背景我是后来慢慢了解的。他告诉我他早年在广州高第街市场还买过清代的青花盘子。只一点让我新奇。逛地摊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这等平民的乐趣，谁知徐先生这样的富翁也在地摊捡漏。每个人的收藏无论起点高低，逛地摊都是个说不清楚的乐趣。其实人生多数时间是不需要高高在上的，居高临下不是人生一个好的态度。

态度往往能决定人生的取舍，取舍又能决定人生的走向。按说一个人成为富翁后很容易先晕一下子，多数人借此就晕下去，晕一辈子，可聪明人会很快从晕劲儿清醒过来，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，财富是个什么东西。

用上千万元买一件心爱的东西，这东西只能看不能用，惟文物而已。二十多年前，国内还是百废待兴，谁手头有点儿文物都急于变成现钱，香港的状况虽好点儿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整个荷里活道家家户户都是古董店，都是从大陆淘换过来价值不菲的文物。那时的藏家个个都是大爷，店家们都眼巴巴等待他们光临开张。

徐先生是荷里活道的常客，工作闲暇以逛古董店为乐。不喜欢收藏的人不知逛古董店之乐能有多乐；没逛过那时的荷里活道不知那时的古董店有多嚣张；用目不暇给，琳琅满目描述当时香港古董店的盛况只有不足，决不可能溢美。但客人大都来自于欧美日本，亚洲的买家象样的没几人。在收藏界有个难解之谜至今无解，就是欧美日本一流富翁无一例外的都收藏，亚洲华人一流富翁无一例外都不收藏。徐先生自己说，他算不上一流富翁，因而收藏。我清楚地记着他对我说这话时的语气，所有的内容尽在不言中。

用几个亿的资金建立一份收藏，又把这份收藏向公众公开，表明徐先生的人生态度。徐展堂艺术馆的成立在世界收藏界算是大事，展品之精不仅显示了财力，还显示了主人的眼光。以专业论，徐先生算不上文物专家，但其收藏的专业地位毋庸置疑，这缘于他商界炼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。那一段时间，资讯没今天发达，涌入香港的文物良莠不齐，鱼目混珠，鉴别对其收藏是一道关卡。

对没有文物专业技能的人来说，依然有办法鉴定。古人说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，完全彻底地讲清楚了一个道理。徐先生的判断只需对人，不需对物。他一旦遇到他认为好的藏品，他定会招各路神仙帮他断案。他把博物馆的专家、古董店的老板、江湖上的高手，都召至麾下，好吃好喝好待遇，为的是兼听。

以耳代眼是鉴定另一境界，化被动为主动。人在江湖漂，谁都有软肋，谁也不可能刀枪不入。尤其在风险极高的古董界，古董不能开口说话，没有真假，只有新旧；今天很多的真都是历史上的假，宋朝仿汉，明朝仿宋，清朝仿明，国人的今天与历史的思路差距不大，凭的是眼力，玩的是心跳。

我记得在徐先生的办公室内他请我看一件乾隆官窑。据他说争议很大，让他困惑。他告诉我有个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看过，吭吭唧唧地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他说，他不喜欢这种态度，真假先不论，人生不能是一团糨糊。听他这番话，我显然不能再是“糨糊”，我看过后明确表态，这件瓷器是乾隆官窑，而且是精品。我说出我的判断一二三四五，徐先生当时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知道这是他的鼓励，也是他不能自已的心情。

往事如烟，断断续续。许多自以为记得很清楚的情节猛得一想却不敢肯定。对人生最无情的就是时间，一分一秒地积累，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最终画上句号。我没机会与徐先生聊过这些，我觉得这类话题都应是年长者与年轻者聊，带着醒世恒言的意味。徐先生可能以为我们算是同龄人，虽有十几年的年龄差，相同爱好可以将其抹平。而在我看来，隔着一个文化大革命，隔着一个一国两制，我怎么与他也算两代人，中间有一道鸿沟，难以逾越。

他那年亲自带我参观他的艺术馆，在香港老中国银行的顶层。在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背景下，我是脚走得慢，心跳得快。我是一个遇事极冷静的人，但一见文物就激情万丈，不知前世从哪修来的德行。这些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为什么，我形容自己早年对待拥有文物的感受是无法见诸文字的，永远在临界状态，一触即发，喷涌而出而无限欣慰。

我和徐展堂先生说过这些，他哈哈大笑，点头称是，他说钱在这个面前永远是渺小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神奇的感受，到底是文人会描述。

那些年，我年轻，徐先生年壮，大家常有机会见面。后来，他入政界，工作忙了，我也为博物馆奔波，琐事缠身。大家虽各忙各的，但我常常能想起他，有时候查资料翻书还能看见徐先生送我书时写下的豁达字迹。他突然走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常想起我，心中的感伤多是后悔，未能寻机多几次面叙。这让我知道人生不一定凡事永远有机会。

我不能确定和徐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，能确定是在他北京的家中。那是一座四合院，离长安街很近，走进房间假山流水，绿植鲜花，与喧嚣城市立刻隔绝，一副世外桃源的境界。徐先生设家宴款待我，没外人，能好好说话。与一个年长而又德高望重的人随意聊天，应该算是人生难得的享受。共同的爱好使人生话题变得具体，传统文化又是一根强有力的纽带，没参加我们的聊天也能感受长幼之间的融洽。

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很多，角度也可能不同。徐展堂先生流芳千古一定因为他挚爱的收藏。在世界各地——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香港、上海、南京等等，都有他出巨资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展馆。一个从小贫穷的中国人，在自己的文化面前如此虔诚，对中国文物如此一往情深，只有与他深夜长聊过的人能够强烈感知。那一夜，是我们两个人人生中的很普通的一夜，清茶香气袅袅，假山流水潺潺，说的什么我已记不太清，可以记清的是徐展堂先生爽朗的大笑和手扶眼镜拭泪的神态，还有桌上那几件看着我们的文物。

2010年4月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