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未都博客文章第673篇：金槌朱汤生

今日清明，我赴香港，晚上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苏富比拍卖公司组织的朱汤生先生追思会。此文已发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。

朱汤生（1941.7—2011.1）是JulianThompson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，从字面上看港味十足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朱汤生1973年率苏富比(SOTHEBY’S)拍卖公司进驻了香港，并在那年主槌了香港第一场中国古董的拍卖。那时的拍卖都在少数富人小范围中进行，场地局促，朱汤生站在拍卖台上，尽管头都快碰上屋顶吊灯，但英姿焕发。

这一情景是我在一张老照片上看到的，这张照片载入苏富比的史册，苏富比拍卖公司以此为荣。一个成立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的老牌资本主义公司，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，在二百多年后率先进军香港市场并大有斩获，今天看来已近乎神话。

我可能是大陆去香港参加古董拍卖最早的人了，当时香港几乎不能用普通话沟通，我既不会粤语又不会英语，所以一进香港凡事用纸条开路，说不清楚就写。那时去香港什么都对我构不成诱惑，只有古董，尤其苏富比佳士得两家公司的拍卖预展，让我一天天地沉溺其中。那时展览没有柜台相隔，东西随意拿放，不受任何限制；展厅内人也稀少，没有工作人员打扰，安安静静地让我度过了心满意足的一天。

看过几次苏富比的拍卖，知道了台上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外叫朱汤生，中国陶瓷的世界级权威，一言九鼎。凡外国收藏家都听从他的意见。这让我新奇，一个外国人，怎样认知中国的陶瓷呢？

第一次与朱汤生先生正面接触隔着十几排椅子，他在台上执槌，我在台下忐忑不安地等待。我听不懂英文，被迫斜视看台侧面的记价牌。那时的拍卖很古典，每一件拍品都由其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亲手拿上台展示，苏富比的人穿藏蓝大褂，佳士得的人穿紫红大褂；记价牌是机械的，如同机场接站牌子，不停翻落，变幻着数字。一个没有拍卖经历，听不懂语言，兜里又没俩钱，还想买一件价格不确定的东西的人，其紧张度可想而知。

我想竟拍的那件瓷器终于上场了，我的心跳有多厉害只有我清楚，跳得都有点儿难受了，我一只眼看拍卖师，一只眼看瓷器，一只眼看记价牌，有点儿忙不过来，我看着记价牌上是170,000元，战战兢兢举了一下牌，心中目标是180,000元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令人窒息，我清晰地听见落槌敲击声，朱汤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了句我能听懂的唯一一句英文：Thankyou（谢谢）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记价牌又连续跌落几声，令我心碎地停在了220,000元上。当时我的内衣立马湿透了，双眼湿润，觉得拍卖师真是伟大，杀人不见血。

这段往事后来在轻松的环境中我跟朱汤生聊过，两人开怀一笑。他肯定不记得这一幕，这样一件对他稀松平常的拍品他一生经历过不计其数，在外行人看来，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洋人拍卖官，绅士般修养，什么时候都彬彬有礼，不温不火，愿意倾听，而回答问题总是不紧不慢的，直到你满足。

国外的拍卖师大都是拍卖项目的专家，不像国内，专家与拍卖师各司其责。所以拍卖师要交许多藏家朋友，切磋交流。一件古董的真假优劣往往在行家眼中也有分歧，评判标准差异大的惊人。朱汤生的业务水平堪称世界一流，几乎所有世界级的藏家都愿意听他的意见。即便如此，朱汤生按中国人传统美德来说，可称“虚怀若谷”。

有一次在香港苏富比公司的会客室里，他拿出一件永乐青花重器问我如何看，我以为这算一场考试。不鉴定文物的人不懂，人在重压之下技术会变形，说一些四六不靠违心话。我跟朱汤生说，这件东西真，没任何问题。他笑着对我说，几个大专家都说有问题；我依然坚持己见，并说出一二三。后来这件拍品顺利拍出，还创造了纪录。朱汤生事后跟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话，人会为名所累。

我原以为朱汤生不会中文，每次遇见他仅打个招呼问个好，后来时间长了，才知道他的中文不错，读比听好，听比说好，所以他只是不大爱说而已。一个英国人，如果不是中文专业，随意说中文算是个难事。其实，朱汤生早期在香港时也没机会说普通话，据说他还会说粤语，可惜我没听他说过。

自苏富比进军香港至朱汤生退休，他为此效力超过三十年。2003年，苏富比在香港隆重举办三十周年纪念活动，盛况空前，酒会上朱汤生如老骥伏枥，踌躇满志。那一天，我忽然发现朱汤生的头发白了，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突然白的，回想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满头黑发。我以为外国人是不白头的，头发天生自来旧，不像中国人，少黑老白是个规律。我那天想的事今天可以说，就是要在这场纪念拍卖会上买得一件拍品做个纪念。

翻阅《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》画册，你会知道有多少重器经过朱汤生之手成交的，他手中的拍卖槌可称金槌，在这支槌下诞生过许多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。这本画册最牛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值得一提的是，直至执笔之时，中国每个重要朝代的瓷器拍卖最高成交价纪录，皆由苏富比所缔造。

一个拍卖公司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在古董最没人关心的年代（那时国内还在文革当中），直至古董已得到全世界及国内大亨们的关注，一个一个的世界纪录来自于朱汤生的槌声，这声音在朱汤生听来是个音节，在后辈人听来是个组曲。

2009年的春季和秋季，朱汤生两次来到观复博物馆参观。每次我都陪同他看完全程。在展柜面前，只要为看文物，他不惜单腿下跪接近文物，脸上永远保留着对文物的敬意。他对文物的判断丝毫不带金钱的意味，别看他是苏富比的拍卖师，但他从未说过这件东西如何值钱的话语，所有的问题都是专业的对话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在金钱面前，朱汤生看过太多，拍卖场风云际会，龙争虎斗，过客匆匆。文物不言，却能看见人们为此的争斗。拍卖师永远高高在上，看着各色人等为一瓶一罐、一盘一碗火并，其目的或直接或间接、或高尚或平庸；但老成持重的朱汤生每当审视一番拼杀之后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谢谢，这东西是你的了！

尊重商业法则是苏富比在香港创下光荣业绩的根本，尊重中华文化是朱汤生发自内心真切感受。和朱汤生在一起，很能感受他那颗被中国艺术浸泡的心。他把自己称之为“瓷器的爱好者”，每每遇见中国陶瓷都孜孜以求，不以权威面目出现。他习惯以征询的口吻问话，探讨某一个专业问题，这种探讨的方式在国内专业界太少见了，所以让我每一次与他见面都获益颇多。

观复博物馆为祖国60周年举办了两个展览——《百盒千合万和》和《座上宾》，布置了一个场景供来宾留念。2009年10月12日，朱汤生最后一次来博物馆，在此我与他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。朱汤生当时已身患癌症，但我不知，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参观，让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与艺术品打交道的人的虔诚；我让他坐在书案中间，俨然是主人；我坐在旁边，像是来与他聊天，我觉得主宾颠倒更能表达我对朱汤生的敬意。

15个月后，朱汤生西归道山，听到这一噩耗，我几近不能言语，从他的讣告中我才知道，这位我敬重的一辈子与陶瓷打交道的大家，早年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最古老的国王学院，专业是数学和哲学。

2011.1.19-24